公元977年卷·文人：御览

公元977年卷·文人：御览

太平兴国二年三月，汴京下了道诏：编书。

李昉、扈蒙、李穆、汤悦、徐铉……一拨文人领了差事——把古往今来能找到的书，都收进一部类书里。初名《太平总类》，后来太宗自己天天读三卷，读了一年，改名《太平御览》。

千卷。五十五部。引书两千五百多种。

走进去。编书的地方，墨香混着纸味。文人们分了工，一人管几部，翻前人的书，摘有用的，分门别类抄进去。李昉是总裁，坐镇；徐铉管一部分——就是那个当年替南唐去汴京求情、被"卧榻之侧"顶回来的徐铉，如今在宋廷做了官，正经编书。

他们面前堆的书，有的见过，有的没见过。亡佚的典、民间的说、前朝的史，一一收拢。一个人写累了，揉揉眼，说"这部该归'天部'""这段放进'人事'"。千卷书，就是这样一页一页，摞起来的。

隔壁，汴京的小楼里，还住着个文人。李煜。他不像李昉们有差事，他是个"违命侯"，每天写自己的词。"春花秋月何时了"，他写；"一江春水向东流"，他写。同一个汴京，一边在收拢天下的文明，一边在收拢自己的愁。

两种文人，两种命。

李昉们奉敕编书，笔是给天下的——把会散的文字固定下来，传给后人。他们知道，这部书会活过自己，活过这个朝代。 李煜写词，笔是给故国的——字里是他回不去的金陵、烧掉的万卷、小周后。他的词也会活过自己，可活的是他一个人的愁。

编书的人里，有徐铉这样的"旧人"——南唐的臣，宋的官。他当年为亡国求情，如今为新政编书。笔还在，主人换了，字写给新天下。

柳开、王禹偁这些年轻的，正琢磨怎么写"古文"——不写花哨的骈文，写直话。文的生气，从这些想写真话的人开始。

感同身受。一群文人奉敕，把千年文明收进千卷——文，是文明的收纳。

书这东西，本来是会散的。纸会烂，兵火会烧（就像李煜烧的那万卷），人死就带走了。可一旦收进一部大书，散的就被固定了、传下去了。李昉们做的，是替文明"收尸"又"续命"——把快散的、已亡的，都留下来。

同是文人，命殊途。有人收拢文明（李昉），有人收拢愁（李煜）。前者给了天下，后者给了故国。可两人都在"收"——一个收外面的字，一个收心里的字。文的去处，有人向外，有人向内。

徐铉这样的人，最见"继"的功夫——南唐的臣变宋的官，笔写给新天下。他没丢笔，只是换了纸。文人的根，是笔，不是主子。

照亮。一群文人奉敕，把千年文明收进千卷——文，是文明的收纳。

同是文人，命殊途：有人收拢文明，有人收拢愁。文的去处，有人给了天下，有人给了故国。

李昉们编的《御览》，活了一千年，今天还能翻。李煜的词，也活了一千年，还在被人读。两种文，都留下了——一个留了天下的文明，一个留了自己的愁。可见文这东西，不管向外向内，只要是真写，就能活过写的人。

我们这辈子，也都在"收"——收知识、收经历、收心事。有人收成一部书（哪怕只是给儿女的家训），有人收成一段词（哪怕只是给自己的日记）。收什么不重要，收得真，就能留。

千卷《御览》告诉我们：文的最大用处，不是显摆，是把会散的，留下来。我们写下的字，哪怕一张纸，也是给后人留的一点东西。大江东去，书页留痕。